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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民网络观察员张小燕评论文章登上“学习强国”

  走近瓯海,走近仙岩,被梅雨潭那“几分油油的绿意”包围,被渔潭那几分烈烈的红色“圈粉”,娇嫩的“女儿绿”配上老辣的“一大红”,应了文人说的“又是一年春草绿,依然十里杏花红” ,也应了百姓说的,红配绿最美丽。

  中共浙南特别委员会的建立,是中共“六大”《党章》对特委的性质和层级作了明确定位后的直接成果。“六大”《党章》第3章第14条规定“本党组织系统”有支部、区委、县委或市委、特委、省委、中央委员会等六个层级,“六大”首次在党章中明确赋予特委的组织性质和层级地位。在“六大”之后成立的浙南特委,也经历了有如六届二中、六届三中、六届四中那般一波三折的跌宕起伏。

  多舛的“命运”

  浙南特委在1927-1948年的中国革命斗争中,经历了几度更迭、几易领导、三撤三建的多舛命运。第一次1928年9月初生于天台栖霞乡蓝田村,当年12月夭折。第三次1936年3月再生于泰顺县峰文乡,直至1948年11月改称中共浙南地委。而承前启后的二次浙南特委,则是1930年6月诞生在瓯海仙岩的渔潭村。

  神秘的“浙南一大”

  1930年的仲夏,来自永嘉、瑞安、平阳、乐清、临海、黄岩、温岭、天台、仙居、永康等县的党代表和工人、妇女、游击队、红十三军浙南“一大”代表共20多人,大多先落脚温州城,然后乘一艘特制的小花船神秘驶进渔潭,在神秘的灵佑殿开了一个神秘的会。

  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址

  渔潭村被浙南特委“一大”看中,首先是地理条件,渔潭地处永嘉和瑞安交界,依山又临水,东、南、北三面被大罗山环抱,温瑞塘河从村西面流经,水路交通便捷,进可攻退可守。其次是人脉因素,“老矮”王国桢(身材偏矮的王国桢人送绰号老矮)身材虽矮人缘不短,曾执教名校集美,就学号称中国农民运动摇篮的广州农讲所,参加催生红色中国政权雏形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。王国桢在温州深入下层民众,结识了在城区小南门开药店的渔潭村王衍桢,继而和渔潭村泥水工朱绍玉密切交往。朱绍玉和他的“盟兄弟”周阿福、黄汉西、黄寿奇、朱希连等人在王国桢引导下,成为渔潭村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。渔潭村“盟兄弟”抱团入党、抱团革命的举动,生动诠释了温州人爱抱团、善抱团的天然个性。渔潭的农民兄弟们精心做了一只木构船舱、木梁雕花的小花船,秘密往返于瑞安和温州之间,穿梭港汊流连水巷,贴标语、送传单、递文件,秘密承载着党组织的秘密使命,承载着渔潭百姓和党的鱼水情深……。

  不灭的“薪火”

  在渔潭诞生的浙南特委仅存半年光景,暂短的存在却成为浙南革命史上承上启下的永恒坐标。

  组织上,再次统一浙南党的领导核心。大会选举产生了王国桢为书记的中共浙南特委,直属党中央领导,下辖永嘉、瑞安、平阳3个县委和永康、台州2个中心县委。浙南特委“一大”召开,浙南党重整旗鼓,走出阴霾,重拾信心,凝聚温台各县革命力量,健全浙南区域党组织的完备生态,浙南地区党的工作开启新的发动模式。

  政治上,再次强化、细化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。会议通过了《目前浙南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》以及组织、农民、妇女等决议案。明确党的中心任务:“反帝国主义,武装保护苏联,反对军阀战争,实行土地革命,反抗资本进攻,成为目前最迫切的中心任务。”“争自由要工做,要饭吃,要土地,成为动员群众最中心的口号,所以确定工人政治罢工,组织地方暴动,组织兵变,扩大红军,成为目前争取群众,组织群众,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。”虽然会议还无法摆脱立三路线影响,但更多的积极意义,在于提出罢工、暴动、兵变、扩红等行动举措,无疑是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,在浙南地区的再度深化、细化和强化。

  军事上,直接推动红十三军进入鼎盛。红十三军在浙南播下革命火种,为挺进师的建立,为南方8省14个战略支点之一的浙南游击区的开辟奠定了基础。当时在机制上,浙南特委和十三军双方,是分别直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横向关系,但实际上,二者之间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骨肉相连。特委军事委员陈文杰兼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,特委宣传委员杨敬燮具体负责领导红二团的工作,红三团则同时受当地永康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等等。浙南特委和十三军有如车之两轮、鸟之两翼,党政联袂开创了浙南革命新局面,探索了富有特色的“党指挥枪”的浙南模式。

  思想上,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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